同侪互联并不是新事物。它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，最初是游牧狩猎社会中的主导关系形式。在工业资本主义（还有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）中，共享资源和同侪互联的运作被边缘化。然而，随着以同侪互联为基础的技术促成了可行性，共享资源和同侪互联运作现在可以扩展到全球水平，创造出的复杂人工产品超出了只有国家和市场模式的可能性。
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（Kojin Karatani, 2008，2014）为我们的取径提供了基础，他通过交换模式（modes of exchange）来理解人类历史。柄谷行人提出，人类之间的关系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交换。他所说的"交换"也包含"分配"（allocation）之意；因此我们可以互换地使用这两个术语。举例来说，在原始社会，合作的人们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。他们的关系是互酬（reciprocal），并可被看作是一种交换模式。而在阶级社会中，有些人受到武力强迫或者为了金钱而为他人工作。这些关系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同的交换模式。
在他的早期工作中，马克思曾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交换的概念。特别是，他使用了代表交际/交通的德语词汇"Verkehr"。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（German Ideology，Marx and Engels，1846）中，"Verkehr意味的不同概念包括家庭、部落社群间的贸易和战争，甚至一般的沟通，更不用说还有狭义的交通"（Karatani，2008：572）。马克思在1848年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放弃了这个概念。柄谷（2008）主张，这一放弃是缘于马克思投入经济学研究中。马克思聚焦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，因此他对交换的观察限于一个模式，亦即商品交换。于是，国家、社区共同体和国族（the nation）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。柄谷行人建议返回到“Verkehr”的概念来更完整地处理这些问题。
他将国家和国族作为各种交换模式的衍生来看待，而不是仅来自商品交换："在《资本论》中，马克思曾试图由商品交换的基本模式来解释这些巨大而虚幻的系统。我们可将国家和国族看作是各种基本交换模式的历史衍生物。既不是社区共同体的幻想，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图象；它们有坚实而必要的基础。这正是为什么它们无法被轻易消解"（Karatani, 2008: 573）。
柄谷行人展示了国家是如何，在欧洲的绝对王权体制下，强化但同时掌控着市场力量，直到这些力量通过政治和社会革命反过来控制国家。市场在欧洲强大起来，因为它们在帝国体系的边缘存活，不必面对帝国中央集权的理所当然的强大力量。这给了市场力量一个独特的历史机遇，使其首先在中世纪欧洲的"自由城市"（free cities）中成长。
当资本-国家关系（capital-state nexus）摧毁较早的社区共同体形式，一种新形态的"想象的共同体"（Anderson，1983）浮现并形成国族。资本主义汇合了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、从属的国家逻辑，以及同样从属的国族逻辑。各种交换模式（表2）一直都存在，但不同的组合反映了不同的主导权配置。
第一种模式（模式A）是礼物的互酬性，并且基于"社区共同体“。第二种模式（模式B）与统治和保护有关，而且基于国家一类的机构（为了简单起见，我们将其称为"国家"）。第三种模式（模式C）涉及商品交换，并以"市场"为基础。它对应着颠覆国家形式的权力模式，并以市场自由交换为名施加其权力结构。从而，当资本主义市场成为主导，并使"社区共同体"和"国家"服从于它自己的需要时，资本主义就出现了。第四种模式（模式D）是可能的"联合体"（association）模式，它将超越国家权力和市场的阶级区分。
每种模式都会因为随着其他模式影响和支配的约束而发生变化。例如，"社区共同体"的形态首先是游群（在游牧生活下），然后是部落，接下来是帝国体系下的农业或地缘社区，最后成为资本主义体系支配下的国族。
简而言之，柄谷行人在人类历史中看到了四次转型。第一次转型发生在游牧部落中以资源汇集/池化作为主导的交换模式，被部落体系中基于互酬的礼物经济所取代。这使得从游群朝向氏族（clan）、部落及多部落体系（inter-tribal systems）的规模化成为可能，因此创造了一个由许多部落式迷你体系组成的世界。柄谷将这一转型与游牧人口的定着（定居化）联系起来。